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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方能开拓未来——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

发布时间:2015-12-14 09:20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引用仓央嘉措《见与不见》中的一段诗句来描述就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对于当代而言,历史的价值当然不能仅仅局限在满足个人对于过往细枝末节的好奇心,历史的现实意义更多地应当定位在通过宏观地、比较地分析过往的历史对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人、事、物产生的启示意义。
  《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一部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史学经典。重读此书,更觉如此。作者黄仁宇经历丰富而坎坷,出生戎马、四处奔波、赴美求学后开始学习研究历史,其独特的历史比较法和“大历史”观在其著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黄先生看来,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上了他的发展的尽头。首辅张居正已经逝去5年,赋闲在家的海瑞复启为官2年后就死了,一代名将戚继光在被罢官3年后也在贫困交加中逝去。书中以章节出现的诸位主角,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物都以悲剧的面目落幕,黄仁宇先生在全书结尾只能这样感叹:“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至于失败的缘由,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以及其所发表的《中国大历史》、《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以及《放宽世界的历史》等著作中,通过综合归纳比较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则身败而名裂”。
  只有道德,没有法律,社会运行的效率会大大降低
  整个明朝不是没有法律,只是包括《大明律》、《大诰》在内的律法大多局限在刑事惩罚方面。法律在道德的强力束缚下,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缺乏权威性。因为“德”、“礼”要求对“尊”负责,而不是对“法”负责,法的执行当然也不可能有效了。万历年间,文官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官僚、又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文官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是由科举出生,在精神上追求道统,在现实生活中依从君权。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申时行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试图改造或者仅仅是调和文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作为大明帝国实际主人的文官在行政上并不以行政效率的高低为衡量标准,而是以“四书”中所教导的道德理论为准。张居正在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时,强力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比如在税收上,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县按照规定把税收全部缴足,但是由于要求过于严厉,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反弹。于是他们就攻击张居正的措施与政府所推崇的仁厚精神相违背,“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近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示人的下场”。在张居正有生之年,他尚可以强有力的手腕压制批评者,待他去世后,他的家族和他的事业全部付诸东流了。万历亲政后的另一位首辅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以宽厚待人,他意识到“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然而,即使他全力维持他至死不渝奉行的中庸原则,维持着行政系统和整个国家的运行,他的种种努力仍然被传统文官势力所淹没,最终只得卸甲归田。
  依法治国是历史和时代的呼唤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探索法律背景下的国家、政府、社会的一体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是依法治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其含义简单讲无外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几项要素。科学立法,就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国家的名义去及时发现、认可和制定法律,不断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使法律在道德的基础上更加快速、准确地反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的需求,更好地协调实际存在的各方利益关系,实现立法程序的法制化。严格执法,就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各项工作。法律的生命当然应该在于实实在在地落实。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法与现代、当代的法律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明朝修订的法律较之从前各朝更加严酷,更加完备,但“法自天出”的王权注定封建社会的法律只能是“刑不上大夫”。严格执法尤其要强化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惩治腐败现象,做到违法必究。公正司法,还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在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正是司法权威的源泉,也是司法生命之所在。再回到《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功成名遂的戚继光在朝廷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被罢官革职,原因可能不在于戚有造反的证据而只是他有造反的能力。公正司法,实应从司法的特性出发,将司法的理想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机制和程序,不断去加强和保护普通大众权利的保障。全民守法,更要不断在全社会促成信仰法律的大的氛围。西方语境下的法律有着长期罗马城邦法的传统,法律根植于历史的民族性格。我们要全面建设法治中国就应当更加重视但不依赖于道德的教育作用,做到法治和德治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引导大众依法维护权利、自觉履行义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历史的兴衰、人物的成败,总能蕴含人类社会发展的部分规律。如若,我们真能做到以史为鉴,哪怕只是其中一点,那都能开拓一片未来。(作者:中共  黄  鸣 本文在“委员悦读”读书征文活动中获得二等奖)